人工智能数字空间秩序的法律构建_0227222908

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空间是由算法与数据融合建构的智能环境，通过感知、决策与交互实现虚实共生，这一新型空间同样需要构建有效治理体系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要把依法治网作为基础性手段，继续加快制定完善互联网领域法律法规，推动依法管网、依法办网、依法上网，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。”近年来，我国对人工智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立法模式的探索，本质上就是通过规则供给重塑数字空间秩序的过程。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将“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”明确为维护网络安全法律责任主体，设定了生成内容标识等具体义务；2026年1月1日，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正式生效，将总体国家安全观、数字中国与法治中国建设目标内嵌于人工智能治理的规范框架。面向未来，以法律方式实现人工智能数字空间实时响应、算法正义、数据可信与伦理共识等新的秩序要求，还需进一步明确法律关系、基本原则与可行路径。

人工智能治理的规则本质上是回应技术发展的产物，其没有颠覆法律规范中“主体―客体”的基本逻辑，而是通过功能性拟制、范畴性拓展、风险性预防，建立起一套适应数字空间的规范体系。这套规则超越了单纯用法律术语重新命名数字存在，而是在技术带来的混沌中，创造出一种可以被清晰描述、表达和治理的秩序。

功能性主体的创设。传统法律主体理论建立在“意志”与“责任能力”基础之上，并以意志作为责任能力的前提。然而，人工智能具有自主学习和决策能力，不同于自然人的生物意志或法人的拟制意志，因此对其治理的重点并非纠结于其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，而在于如何在功能与关系中对其进行法律建构。我国立法设定“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”这一新型法律主体身份，目的并非承认人工智能具有独立人格，而是以“责任者身份”先于“人格者身份”的法律设定逻辑，以“谁能够”作为“谁应当”的主要依据。这标志着法律关系的中心从过去由外向内的意志性还原，转向由内向外关注行为控制的功能性考量。

系统化数字存在的拓展。人工智能技术所依赖的数据流、大模型与系统行为，具有无形、可复制和动态演化的特征，较之于传统客体相对明确的物理形态和边界，更强调系统性：数据价值取决于在模型中的处理以及在平台中的适用；算法输出由用户行为、平台规则、训练模型等共同构成；数字身份在不同平台、场景交互中持续构建和确认。相应地，法律规制也呈现出系统性拓展的特点。例如，在涉及关键性基础设施的重要数据、核心数据时，法律规制超越静态资源价值，也指向国家安全和公共属性；在对算法进行安全评估、备案与透明性解释时，法律审查对象不是表达形式，而是其作为独立表达系统的功能和效果；在规制系统性行为时，法律不限于追究背后自然人或法人的意图，而是更直接着眼于对行为模式的预防，如通过对“深度合成”“自动决策”等场景设定场景标识与合规义务，防止虚假信息传播，为法律客体的行为化和场景化拓展提供规范依据。

以关系型网络实现系统性风险的控制。无论是法律主体的功能性转向，还是法律客体的数字化系统存在，都从强调个体性与静态性，转向对复杂关系网络与系统性风险的调控。这既是对法律框架的拓展，也是对关键治理要素的回归，更加关注法律关系的构造效果。法律关系需要应对法律事件在时间上并发与循环，因果关系不再单一线性发展而呈网络涌现，法律行为自主生成且与环境交互，法律价值与风险同时出现分层。例如，在人工智能运行所涉及的技术开发者、部署者、平台、用户等多方主体构成的网络中，法律既尊重既有的权责关系，又明确“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”这一关键节点，实现通过节点治理网络的治理策略。同时，通过安全可控、防范歧视、保障公平等原则，法律为整个治理网络设定了清晰的价值锚点，引导各方在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之间实现动态平衡。